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安庆火车站的枪击事件成为全国瞩目的热点：在被公布的监控视频中，上访男子徐纯合因涉嫌暴力袭警被执勤民警开枪击倒死亡。警察与武器的关系再次成为民众及媒体热议的焦点。

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可能从未像现在这般迫切——需要全新构筑和调整警察与武器的关系。随着近年反恐与处突压力的增长，警察、武警配枪执法与承担防卫任务将日益普遍，原先的警枪训练及管理体系或将不再适合。

对丢枪、走火、滥用等现象造成财产和人员损失的担忧，长期困扰大陆警界。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曾称，基层已形成了武器警械“不让用、不愿用、不敢用、不善用、不会用”等痼疾，与日益增大的反恐、处突要求产生了深刻矛盾。

2014年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大陆警界结束了自2003年以来“刀枪入库”的枪支管理规定，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枪械训练。《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警察与枪》系列文章，独家揭秘反恐与处突压力增长下，大陆警察配枪用枪的变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警枪训练和管理体系的调整。

应对今年以来频频发生的恐袭案，大陆警察正声势浩大地提升装备水平。

“记得以前严打时期，也仅是出任务时配枪，任务结束后枪支入库。”几位大陆内地的资深警察表示，从来没遇到如此大规模的配枪武装巡逻。

同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开展枪械训练，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相关负责人宣称，要解决基层武器警械“不让用、不愿用、不敢用、不善用、不会用”等痼疾。

以前除了京畿重地，只有春运期间的城市交通枢纽，才能看到众多不带武装的武警协助维持秩序，这算是非常时期提高安保的举措。多年来，各地偶有武警、巡警、特警在交通枢纽和街上联合执勤的新闻，但细心的观察者发现，全副武装的特警只是昙花一现露个面，常能见到的巡警和武警却是极少带枪，武警穿的还是常服。

昆明火车站恐袭案震惊全国。翌日清晨，北京南站进站口有了非同以往的戒备等级，站内外一夜间出现众多配枪的巡警和特警，多辆特警车辆在各入站口外待命。此后，这一幕成为日常风景。

一方面，巡警携手枪巡逻首次在全国普及；同时，在城市繁华街区、地标、交通枢纽处出现越来越多的军警，他们的装备日益齐全和时髦。

2014年6月7、8日值高考日，多个省市的考场首次出现成规模的警察和武警配枪巡逻。装备齐全的武警和特警队伍惹人注目，武警携带突击步枪，特警挎着冲锋枪，皆严阵以待。

武装保护高考，俨然成为中国大陆前所未有的现象。

随着反恐和处突压力的增大，大陆警察和武警的安保举措、武器装备也相应升级。未来，全国重要节日，重点区域的军警持枪巡逻和护卫的场景，人们渐渐不再陌生。如何在警察不惧枪、会用枪的同时，解决好枪支使用与管理的问题，也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敞篷的武警越野车不时在北京中心城区缓慢驶过，车上端坐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多数人紧持贴着胸的突击步枪。另有一幕让行人记忆深刻，是随处可见的四人站岗组。其中三人站在现代“途胜”车前，居中者持一把突击步枪，另有一人在驾驶座上待命，步枪不一定装弹夹。和平时期见到众多军警荷枪实弹上街，很多老外和港澳台人士一脸惊诧。

昆明暴恐事件前后，极端势力在新疆发起多次袭击。紧张气氛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导致的刑事案件具有放大效应。对此，大陆各地加强安保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让军警在市区带枪执勤。两会时期北京街头武警执勤场景，被延续了下来。

5月12日起，北京警方启动了专职化的武装巡逻车组驻守街头。共计150辆警车，每车配备9名警察和4名巡警。他们以武装巡逻的方式担负起涉枪涉暴、聚众持械斗殴、群体性暴力事件、暴力恐怖事件等警情先期处置任务，不参与一般性的治安扰序、纠纷求助等警情的处置任务。

5月21日，上海召开了亚信峰会。在会议前一个月，浙江东北部临近上海的地区，在汽车站实行了严格的安保措施。佩戴手枪的巡警会抽检乘客的身份证，重点是针对前往上海的班次。5月中旬在宁波汽车南站，记者看到多名穿作训服、戴头盔、持95式突击步枪的武警，两人一组并肩巡逻，戒备状态与新疆所差无几。

在大规模配枪巡逻之外，5月中旬上海警方成立了大陆首支特种机动部队，类似香港警察的“冲锋队”。警方在中心、次中心城区的117个派出所各安排一辆装有全球定位系统、先进通讯传输设备的巡逻车。每车配两把手枪，一把由车长携带，另一把配备给心理素质和射击能力最好的队员。每人配有防暴头盔和防弹防刺服，车上还有警棍、盾牌、路障、灭火毯等设备。

按黄浦区公安分局指挥处主任朱玉海的解释，这种“专业机动突击队”其实是放大版的110巡逻车，在快速平息群体斗殴事件上效果彰显，而110单车会显得势单力薄。同时，上海“冲锋队”还要执行警卫、大型活动安保、专项临检，以及处置各类恐怖袭击、重大突发事件的任务。

大规模的配枪巡逻首先在一线城市开展。5月1日起，广州警方开展“立体化社会治安巡逻防控机制”，包括7200名辅警在内的11280名警察进行路面巡逻。作为首批经济开放地区，广州的巡街特警穿戴得很洋气，他们戴凯夫拉头盔或贝雷帽，穿防弹衣和战术背心，手持95式突击步枪或79式冲锋枪。社区民警被要求每天至少配枪巡逻两三个小时，实际上早在2007年就被要求配枪巡逻，但鉴于大陆警察怕丢枪的通病，最终没有很好贯彻下去。

5月30日，成都派出2000余名军警在主城区武装巡逻，重点路口配枪上岗，最让人瞩目的是交警配枪上岗。军警配枪巡逻市区的现象，正在从一线城市普及到二线城市。

军警巡逻能否遏制住恐怖袭击和恶性伤人事件，目前尚难以下结论。根据英国对付北爱尔兰共和军、以色列长期对峙各路恐怖组织、19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镇压左翼恐怖组织以及“9·11”后的美国反恐经验一致证明，前期的情报获取对于反恐至关重要。此外，国外认为派军队在一线巡逻有成本高、效率低的弊病。

5月7日，广州火车站发生了单个恐怖分子持刀砍人的事件，虽然凶犯被很快击伤，但恐袭案还是在一线城市的闹市区发生了。编剧范昕曾在洛杉矶当过6年警察，并酷爱轻武器射击，他反对将特警置于一线巡逻的中国大陆式做法。按国际惯例，配备精良通讯和交通工具的特警具有高机动性的优势，它们像攥紧的拳头一样在特警中心待命，以逸待劳，随时应付出现在任何地方的危机。而不该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在一线，有急需时难以收拢，况且分散巡逻会拖累特警。

非战争时期，让正规军性质的武警武装巡街，这是中国大陆的特色。韩双增少将是武警指挥学院的内卫指挥学专家，他指出，几年前有过武警和警察的联合巡逻，涉及到领导体制、物质保障、协作上的不方便，就没有继续开展下去。“双方有合作也有分工。武警主要对重点地区，即大都市繁华地区的流动人员进行监控；警察是划片执行任务。双方有各自的任务，受各自的上级派遣”，韩双增说。

4月3日起，公安部开展为期3个月的依法使用武器警械专项训练活动，要求统一认识、教材、课程、教法、考核。受训的重点群体，是大城市和市县以下公安机关参与街面执勤巡逻、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线警务活动的基层民警。培训内容包括射击、警棍、催泪弹、特种防暴枪等。

翌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批150名学员组成的公安部武器警械使用专项训练骨干教官培训班成立。公安大学实训部副主任、大陆公安擒拿格斗总教官尹伟担任培训班教官组组长。他在接受《人民公安报》采访时指出：民警不敢用枪、怕用枪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宁愿逮捕嫌犯费事儿也不愿用枪，这种“因噎废食”行为导致了警察用枪能力的退化。

“武器使用对熟练性、技巧性要求比较高。你不用它、不摸它，慢慢就生疏了，关键时刻就会猝不及防。所以每年要有一定的训练量保障。”尹伟遗憾地指出，地方上对警察用枪管理过于严格，往往会造成误事和警员伤亡。对此，此次集训突出以单警装备使用、手枪近距离射击和应对刀斧砍杀为重点的实战演练。尹伟承认，这是他有史以来遇到最大一次警械使用的集中训练。训练的同时，公安大学编印了《专项训练学习手册》往下推广。

遵照公安部的命令，各省市公安厅局展开了程度不一的训练，各省公安厅举办相应的培训班，并组建教官团下基层上课。如黑龙江省厅组织20名警务实战技能战术专兼职骨干教师教官进驻省警官学院，随后开展全省公安机关第一期依法使用武器警械骨干教官培训班。培训班分四期在不同城市进行，共训练300多名警务实战技能专兼职教师教官。各省类似。

在2014年4月至6月底的新闻里，能不断见到各地警察在大张旗鼓练兵。出现频率最高的新闻照片，是站立的警察双手持64式、05式手枪瞄准射击，一手持棍棒或刀具的警察与一个手持防爆盾的警察进行对打训练。

公安部宣称，每年每名警察训练天数不少于5天，实弹射击不少于30发。大陆警察开展大规模枪械使用训练，是出于反恐形势的迫切需要，警方在反恐中暴露出枪少、枪术有待提升的窘境。

昆明暴恐事件让外界感到不可想象的是，在第一批抗击持刀凶犯的警察里，只有两人配备手枪，其余警察只能拿着警棍和防爆叉，甚至就地取材拿起灭火器进入现场战斗。民警谢启明打完子弹，未能击毙恐怖分子，自己被砍成重伤。案发10分钟后，4名昆明官渡分局特警带着一把81式突击步枪赶到现场。威力巨大的步枪对付只有刀的恐怖分子，是杀鸡用牛刀，恐怖分子在15秒内四死一伤，余者逃散。不过，步枪子弹无论是否击中恐怖分子，都容易在闹市区造成误伤。

“当时那个情况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我将他们击毙在地之后我还在考虑，我这个枪是不是开对了。”这位使用81式步枪的特警，在匿名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出当时的担忧。一名昆明负伤警察的家属告诉《环球时报》，该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配有枪支，但事发时要领出来没那么简单。直至昆明暴恐事件这般十万火急时刻，大陆警察仍挥不去种种顾虑。

“昆明这两个警察不用经受特警培训，只要通过都市警察最基本的战术培训，他们的两把手枪带12发子弹，足以对付4男1女恐怖分子。”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特聘警务教官石子坚痛心地告诉记者，他曾在美国华盛顿从警十年，回国后致力于警察战术教学。

4月开始的公安部大规模训练，让石子坚感到欣慰，射击训练终于颠覆了传统的竞技射击。一直以来，大陆警察的手枪射击科目是25米固定靶射击，沿袭了军队“中长距离对单个固定目标细瞄慢打”传统模式。而世界警界早已流行15米内快速射击，强调近距离射击，出枪快，概略瞄准，计算点数而非环数。

美国有调查数据，70%以上的警匪枪战发生在10米内。公安部没有公开过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两名教师倪峰和陶战波，在2002年做过一项调研，他们调查了浙江省九（地）市1983年以来的用枪记录。57个案件里只有1起发生在25米左右，其余都是10米内，67.7%发生在5米内。

类似奥运会射击比赛，大陆警察射击训练时只注重精度，不考虑周围环境对射击者的干扰，即脱离实战环境。实战中，警察在击中对方的同时，要躲避对方的攻击，避免误伤无辜者，还得克服心理压力导致的生理反应。因此，竞技射击同实战差异极大。射击训练的改革，跟一些警官学校教官多年来的呼吁和推动有关，石子坚是其中之一。

2000年，大陆开始将“国际警察手枪实用射击”（PPC）用于每年的“全国公安系统军用手枪应用射击比赛”。在大陆，这项赛事被定为警察的体育项目，由公安部的“前卫体育协会”主办。最初的用枪是54式，后改成64式和77式。新的赛程分为四阶段：

7米，20秒，站姿，12发。

15米，90秒，跪姿、掩体后站姿、左右手分别击发，18发。

25米，165秒，坐、卧、掩体后站姿、左右手分别击发，4 种姿势，24发。

15米，站姿，6发，12秒。

新赛程的推行殊为不易，通过历年公安系统的学术期刊，能看到新旧观念多年来的争论。保守派们甚至一度搬出新赛程耗弹量大、国家财政支撑不起的宏大说辞。

这一更新会逼迫平时的训练科目发生变化，然而新的训练体系没有在一线警察中普及，除了特警。“这正是中国警察的一个弊病，形成了特警是有枪警察，其余警察是无枪警察的现象。实际上特警是用来解决警察解决不了的问题。”范昕评价道。“必须要加强一线警察的训练，让他们能独当一面。过去总说好钢用到刀刃上，但第一时间到现场的警察沦落为熟铁，往往是卷刃后才由钢材——特警来出面。”石子坚无奈地说。

2003年1月，公安部为整肃作风，颁发针对枪、酒、车、赌的“五条禁令”。前二条与枪有关，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严禁携带枪支饮酒。从此，“刀枪入库”成为大陆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略有戏谑性。

现实压力下，大陆民警必须要走出惧枪阴影。警界早有共识，一旦大规模配枪，须做到法规明确、训练有素、配枪资格受严控。毕竟，这都属于常识。

“警察执法时没有武器，面临了众多危险，这导致我们很多时候想维护法律的尊严却无办法。我渴望一把手枪，可如果真的把一支枪交给我，我会很害怕。”江西省瑞昌市警察周俊军在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枪又爱又怕的心理，他因改革农村警务信息工作模式而成为大陆知名警察、人大代表。周俊军原本计划在2014年上半年做一个调研，呼吁加强警察配枪执法。

周俊军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于允许开枪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和模糊，使警察在实战中很难把握。其次，警察因枪支出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需要改革，目前但凡出事，会一连串追究所长、副局长、局长的责任。“在这样的追责制度下，一个下发四五百支枪下去的公安局长，还能睡得着觉吗？须知大的公安局可以下发枪支达1000支以上。”周俊军激动地说。

在“连坐”制度下，各地视领导意愿的不同，不同程度上严格管理警察的枪，部分领导一劳永逸地将管理推向极端。根据公安系统的公开论文，可见警察的很多抱怨。领导将枪统统收缴保管，连刑警都不让平时带枪；基本不配发枪支，领导不鼓励用枪；枪支只发到派出所所长、副所长一级；派出所把枪全上交到局里……对应的，大陆警察的领取枪支制度颇为繁琐。

平时领取枪支花费30分钟是常态，节假日和晚上往往要两个小时，遇到管钥匙者外出则更麻烦。这些繁文缛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警察携枪的意愿。

即便没有领导的意志，多数警察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也会选择不使用枪支。开枪后没有阻止犯罪嫌疑人、伤了不该伤的犯罪嫌疑人、子弹误伤无辜者、造成不好的社会观感……有太多的警察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从内部处分到获刑都有。

“领导不让配枪”、“有枪不能用”，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警察的射击训练更是遭到轻视。

一个香港警察，每年的训练用弹量大约是190发，分三次训练。每一个台湾普通警察每年训练射击200-260发手枪子弹，还有一到两次的突击步枪训练共耗弹20-60发。香港、台湾和大陆一样，都严格实行禁枪，民间几乎无制式枪支。但大陆警察的训练量远远落后，视各地财政情况开展射击训练，普遍而言，一年能有2次实弹射击已属不易，且耗弹量一次为一个弹夹，远低于香港、台湾警察。

使用枪械不仅包括射击，日常的枪支保养同样重要，大陆警方亦缺乏保养上的训练。在射击训练中，往往由专人负责装弹和退弹，射击者只需要扣扳机。在实战中，训练不足的警察遇到枪械故障便手忙脚乱，难以快速、镇定地排除障碍，不少的警员伤亡由此而来。

“你可以开枪将‘五四’式手枪中的八发子弹都击中纸靶上的十环，但这并不表示您有能力去控制及制服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这是无数次实践告诉我们的。”公安部政治部在2005年编发了一本书《致命错误：公安部民警因公伤亡战术失误案例评析》，前言中如是说道。书中全是真实案例，公安部还依书中的部分案例拍摄了同名教学片。公安部欲借此提升一线民警的战术训练，但离开枪后，很多教学就沦为理论学习。

目前，这一切缺陷正在被以举国之力填补。只是，石子坚觉得昆明事件才促成了警察理应做到的配枪执法，这个代价太大了。“我回国后呼吁配枪执法那么多年，却不及几个恐怖分子闹事见效。”

更让石子坚担忧的是，在大规模配枪后，庞大的大陆公安队伍难免发生丢枪、走火、乱开枪的个别事件，这很可能促使上层改变做法，决定“刀枪重新入库”。目前，随着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河南幼儿园警枪走火、云南警察枪支走火导致击毙正与该警察发生撕扯的村民……石子坚的预测被一一证实。这些危险的解决之道并不难，常识是严格考核警察的配枪资格。很多警察坚信，势不可挡的大规模配枪，必将促使当前的持枪考核制度发生变化。

记者／陈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19期总第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