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表明，在广州区伯涉嫌某案之前，我对于广为人晓的广州区伯并不熟悉，毕竟，虽然现代网络对于信息的扩散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审查制度下，作为反对权力专断及权力链条肆意妄为的代表，其传播并不能与普通信息相比。作为萌芽并日益壮大的民间控权群体之一，广州区伯无疑是当下宪政思想、公民意识、权力控制的代表之一，其个体本身及其代表的这种控权群体的存在，对于民主思潮的普及、公民意识的培养、社会法治的进步是极具推动力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滥觞自基层社会群体并自发表现出来并逐渐影响整个权力体系及权力受众的方式更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一种旗帜，因为，这种模式恰恰体现了社会进步原因的内生性，这也是世界文明史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

    广州区伯如此，韩寒、贺卫方、陈丹青、李银河、王小波、秦晖们也如此。他们的存在，就像火种一般，给冥冥中徘徊的社会点亮了文明与进步的灯塔。所以，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希望，一种踽踽独行的希望。

    然而，就在大家饱含着希望向前时，这些希望的火苗在突然的时候一个个被踢落神坛，就在他们倒台的那一刻，伴随着他们的，或者说我们“被灌输”的伴随着他们的，是各种肮脏、虚伪等一系列的贬义词。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毁灭着火种？是谁在推倒灯塔？是公众知识分子们自己吗？还是权力的推手？

    从民主发展历程来看，在民主萌芽之初，社会往往通过某一个精神领袖自下而上呼吁和传播民主意识、启迪潜在力量而发展。在这个阶段，权力及其附属链压制民主思维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镇压这个精神领袖，从精神的最尖端粉碎反对者，宗教审判便是最典型的模式。而在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方式便是道德责难，这也是当下极左思想者（即网络中所称的“五毛”）最常用的模式，这种道德责难可以概括为回避或者不顾迫害人本身的思想和行为，而是扛起某种道德的大旗（虽然实际内容还不一定与某道德有关），自诩为卫道士与裁判官，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迫害者进行红色罪名（或莫须有的罪名）的批判。严重者，则是为打击异己者，或引诱、或暗计，将迫害者与莫须有的社会不道德行为相关联，毁人名誉、砸人饭碗。

    这两种方式，我个人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前者叫文革式精神批判，后者则充分利用了国人“春秋决狱”式的思想判断习惯，与臭名昭著的宗教审判无异。春秋决域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法治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即儒家经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判断标准，所谓“论心定罪”是也，自董仲舒起一直为后世所用。这种思想将对人、事、物的判断统统断之于儒家道德，体现出来的是其他一切思想、行为判断标准都只能作为道德的附庸，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养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即凡是道德上高大全的人必定是一切都完美的（不论其为事的能力如何），而道德上一旦有了瑕疵，那么他的思想、学说、成就统统都是可以忽略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思维模式，因为毕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它是有着成长土壤的，但随着社会进步，现代社会下，在宪政、民主、文明、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种思想则好比是压抑人性的魔鬼，它的存在，只会成为社会思想进步的绊脚石。
有人会说，事实上某某人确实嫖娼了，某某人确实如何如何了，其实这还是一种道德责难的思维在作祟。作为理性的法律人，我反对道德责难，呼吁现代公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理性思维，其重要原因在于，理性思维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便是否定道德专断（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法律道德主义思想的一种延伸），即更多关注思想本身，而非思想者，关注其推动文明的行为，而非其道德瑕疵。苏珊·桑塔格曾经有一段表述，“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只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即道德并不是判断一个人、一件事的唯一标准，甚至连标准都算不上，现代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甄别与判断，而不是道德专制。
过分夸大一个人的道德瑕疵，甚至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将公知跌如道德淤泥的行为，事实上是无耻的宗教审判模式的死灰复燃。

    最后，我想借用赵楚《评求是攻击贺卫方、陈丹青事件》一文中的一句话，“一旦有人自我加冕为道德的裁判官，则他必然会把任何见不得人的私利塞进道德的宗教法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社会公众知识分子应当注意的地方，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警惕之处，因为，当一个个的先进思想或者值得学习的行为个体在道德的悬崖边被推落，他们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或者先进行为的灯塔一盏盏熄灭，最终消失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体本身，而是整个文明。

   【事件最新进展：区伯否认嫖娼】

    以监督公车私用而出名的“广州区伯”区少坤近日再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根据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及网友贴出的《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3月26日晚23时许查获嫖娼的区少坤及冼某，区伯、冼某及两女子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3月30日下午，“长沙凌杰07”等三位网友去长沙市看守所探望了“广州区伯”，“长沙凌杰07”发布微博称，三位朋友轮流和区伯通话，“区伯坚决否认嫖娼，称嫖娼是根本没有的事。”

    3月30日下午，探针与探望区伯的网友杜先生通话，杜先生介绍，他们看到区伯的情况不是很好，明显看得出脸和眼浮肿，左脚行动不便，区伯称是在被警方“从派出所到拘留所之间折腾时不慎摔伤”。杜先生等与其他网友同样关心“区伯是否真的嫖娼”，所以与之会面时专门询问，区伯否认嫖娼。

    杜先生介绍，“广州区伯”说，警方令其在两家媒体面前承认嫖娼之事，遭到区伯拒绝，警方便押其在派出所和拘留所来回施压折腾。“区伯说3月29日从上午10点多一直到30日凌晨4点多，一直从派出所到拘留所来回拉着走，两地相距30多公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区伯没有办法睡觉。”

    “长沙凌杰07”也发微博证实此事，并称“广州区伯被拘留后明显受到了人身伤害，走路腿不方便，通话中得到区伯本人确认，并告知晚上不准睡觉。”此前有探望者已存200元生活费，去探望的网友又为区伯存了300元。

    在网友会见区伯时，区伯流泪，并请网友将情况转告他相熟的两位律师，希望得到法律援助。

    杜先生等网友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在电话中介绍，警方称查获区伯的地区属于城乡结合部，以本地人对那里的了解，当地不可能有1200元嫖娼的价格，大多都是一二百元的价格，“1200元太离谱了，从这点上，就让我们高度怀疑。”

    中新网等多家媒体报道，3月26日当晚是天心公安分局新开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辖区竹塘路某酒店客房内抓获区某、冼某及赖某、孙某，并称四人对卖淫嫖娼违法行为“供认不讳”。长沙警方依法对4人行政拘留5日。

    而网上流传的《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当晚区少坤在酒店以1200元的价格与赖某某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时被民警查获。该决定书称：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区少坤、赖某某的陈述及辩解、证人证言、检查笔录、现场照片、抓获经过、户籍资料等证据证实。

    62岁的广州人区少坤多年来以监督公车私用而闻名，区少坤的微博“@广州区伯”简介为“广州草根明星，广州公车私用监督达人”，粉丝量超10万。

    在“广州区伯”被查获的3月26日当天下午，他还发微博称在湖南发现两辆广东的公车涉嫌公车私用。

    “今天早上 10点半，毛泽东故居‘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内，区伯监督到@广州公安(广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粤0A2041公务车公车私用。昨天在衡山也监督到一辆其他 单位公务车涉嫌公车私用，都已向@廉洁广州(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举报了，等待调查处理回复。”当天最后一条微博是21时50分，转发曝光公车私用内容兵回复网友称：“视频回广州后上传，请留意！”

    实名认证的“海霞律师”也发布微博称，和@广州区伯 一起被拘留是广州冼村改造村民维权核心及领袖@广州冼村 冼耀均。冼先生代表村民坚持维权，为广州几只大老虎的落网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已是冼耀均第二次被以嫖娼罪名拘留。上次除被拘留还被劳动教养，庭审中，所谓的卖淫女当庭否认卖淫事实。后冼未满期被释放，事情不了了之。

    “区伯嫖娼”事件目前仍在发酵，有网友评论称民众关注度已超过了同期的“亚投行”和“也门撤侨”。对于此事件众多网友的态度也呈现多极，其一是即便区伯真的嫖娼，仅是私德，而不影响他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其二是一个公民既然监督公权力就必须洁身自好，否则自身行为不检点，监督公权力就没有说服力。其三是很多网友质疑此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区伯遭到了有针对性的报复，还有很多网友质疑区伯吃低保、身体多病，用1200元嫖娼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新京报》刊登的署名法律工作者浩瀚的文章认为，区伯的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含了大量的公民隐私，本应保密的文件，却堂而皇之地在网上大量流传，长沙相关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向权利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执法信息。”这份处罚决定书包含了大量的公民隐私，而且明显处于公安机关的保密范围，被处罚人的隐私都不宜被公开。

    知名律师王才亮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谁嫖娼，治安拘留五天在法定处罚的范围内。但公民人人有权监督公权力。区伯无论是否有嫖娼类的违法行为，不影响他继续行使公民权利监督公车私用。一般情况下，治安处罚不属于执法者主动公开的范围，更不能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向他人泄露。由于长沙公安违法泄露公民信息，坐实了社会对其做局“抹黑”维权民众的猜测，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本文作者：田植钊